截止3月29日晚，以色列卫生部证实，当天新增62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4247例，死亡病例累计15例。从确诊病例数来看，以色列位列中东地区第三位，仅次于伊朗和土耳其。

 

以色列政府于25日下达了严格的管控措施，除非购买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和药品，居民都要呆在家里，最多只能离开家100米远。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采取的措施正是世界各国都在采取的，如果形势不能好转，那么必将面临全面管控。29日傍晚，我到楼下转了一圈，看到院子里有家长带着孩子在踢球玩，马路上车流畅通，比平时减少了一大半，行人稀少，只见到一名家长带孩子过马路。由于违反规定可能要面临500至5000谢克的罚款（1谢克约合2元人民币）或坐牢6个月，所以大家都挺守规矩。

（图1：耶路撒冷街头车辆稀少）

 

防住了中韩 没防住意大利

 

回想最初疫情在中国发生时，以色列人包括这里的中国人都没想到事态会如此严重。1月20日，和以色列几名官员午餐时，聊起武汉疫情，大家都觉得估计只有湖北有疫情，应该很快能过去，谁也没当回事。1月22日，朋友Z要回国休假，我送他去本古里安机场，那里一切如常。23日晨，Z抵达北京首都机场，说机场满是戴口罩的，只有他没戴。当天，中国驻以色列使馆通知大家不要回国休假。原来武汉已经封城，全部离汉通道关闭。当时以为Z休假一个月就能回来，没想到，随着疫情在中国和世界的多点爆发，很多国际航班停飞，这位朋友至今无法回到以色列工作。

 

为了把疫情堵在国门之外，2月初，以色列停飞了和中国之间的直飞航班，随着疫情在韩国爆发，以色列又禁止韩国人入境。然而，堵住了中国和韩国，没想到最后口子是从意大利撕开的。2月下旬从意大利及其他欧洲国家返回以色列的游客陆续确诊，3月份确诊病例直线上升，形势日渐严峻。18日，以色列确诊病例达433例，宣布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19日，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任何人除非必要不得外出。22日，确诊病例破千。

（图2：耶路撒冷Mamilla步行街上的以色列警察）

 

口罩与歧视

 

在防控疫情上，和西方国家一样，以色列强调的是勤洗手、不聚集、保持社交距离2米以上，从没说要戴口罩。因此直到3月下旬疫情爆发之前，外面基本看不见有人戴口罩。巴勒斯坦也如此，一旦戴口罩，别人更觉得你不健康，更要歧视你。

 

2月初，中资企业、华侨华人纷纷购买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捐赠国内或寄给亲友。那时，耶路撒冷已经买不到口罩了，后来在特拉维夫药店看到一个N95口罩居然要价合人民币100元。

 

13日，我在靠近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拉姆安拉检查站的一个超市购物，收银员是一个戴头巾的阿拉伯女孩，她问我是不是韩国人，我说是中国人，她赶紧捂住鼻子，还笑着扭头对其他人说我是中国人，我说我住在耶路撒冷，她就没说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

 

22日，我和朋友S一起去拉姆安拉买口罩。市中心狮子广场有几家药店，大部分店里也没口罩，但是终于买到了一包50个口罩，幸好没涨价，合人民币60元。想再多买，店员说就只剩下拆开包装的散装口罩了，就没买。路上人流如织，时不时遇到当地年轻人远远地冲我们喊“corona”，我装没听见，年轻气盛的S就受不了和他们对骂。在菜市场，一个卖菜的当地人听说我们是中国人，就说他很抱歉，希望中国的情况能好转，让我感到了温暖，这才像平时热情善良的巴勒斯坦人。

（图3：耶路撒冷老火车站附近散步的人们）

 

28日晚上，我到耶路撒冷老火车站散步，有两个当地人一看到我就嘀咕着“corona”，因为这附近也有阿拉伯人居住，所以不知他们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耶路撒冷感受到歧视。

 

到了3月随着疫情的加剧，巴以地区的排华事件时有发生。1日下午，一名日本女性志愿者在拉姆安拉被一名巴勒斯坦妇女攻击，这名巴勒斯坦妇女还喊着“corona”。当晚，这名巴勒斯坦妇女被警方逮捕。15日，一名印度裔犹太人在北部城市提比利亚大街上被踢打，打他的两个人也叫喊着“中国人”“corona”。

（图4：特拉维夫市政府大楼外墙亮起中国国旗图案为中国加油）

 

总体来看，中国发生疫情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方面都对中国表示了声援，比如以色列外交部发布《以色列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小视频、巴中友协在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门前悬挂武汉加油的标语、特拉维夫举行亮灯仪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企业分别向中国捐助了医疗物资等等。但是，从歧视现象来看，巴勒斯坦更为严重。我想可能还是和国民素质有关，素质高的人就不会这样当面骂人，或者他心中也有不满，但不会像阿拉伯人那样表现出来。

 

16日晚上以色列确诊病例已达298例，公共部门已进入紧急状态，公务员享有带薪假，超过80%的员工从18日起停止上班，拥有10名以上员工的私营企业，在办公室上班员工数量要求减少70%。

 

17日，我去以色列卫生部商谈举行中以医生首次视频会议一事，楼下安检人员戴了一个N95口罩，但是我和他说话时，他就摘了口罩戴到头顶上。卫生部大楼里没人戴口罩，我出来后在超市门口看见有人戴口罩了。这还是在以色列第一次看到。

 

17日晚有消息说可能要封城，我赶紧去超市采购。出门前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戴口罩，后来想管他歧视不歧视，安全第一，终于第一次戴上了口罩。到了超市，发现果然有几个人戴了口罩，还有工作人员维持秩序，让大家排队不要离太近。我买了一麻袋土豆还有包菜、洋葱之类的蔬菜，估计够吃两周。自那天起就没再去过超市，听朋友说29日她去超市买鸡蛋，每人限购一盒，看来还是得省着点吃。

（图5：耶路撒冷超市已经有人戴口罩）

 

为什么没有像中国那样彻底不让出门呢？我想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如果彻底封城，各项生产活动停摆，经济将受到极大影响。截止3月29日，以色列的失业率已经从疫情之前的4%上升到22%。其次，以色列的很多住宅小区没有围栏，没有保安，只有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不像中国有物业管理人员和居委会。而且以色列人工很贵，网店和外卖都不发达，如果不让民众出门买菜，那就只能靠警察和军人来帮助每家每户购买分发，尽管军警都表示做好了准备，但要真正实施无疑成本太大。

 

自由与生命

 

以色列的犹太人来自世界各国，性格大多自由散漫。2月，疫情在中国肆虐，以色列政府采取了防止外部输入的措施，外紧内松，虽然下旬以色列境内出现了确诊病例，但是人们生活照旧。28日，超过10万人围观了特拉维夫马拉松赛。

（图6：欢度普林节的孩子们）

 

甚至到了3月10日和11日的普林节，各地的孩子仍然像往年一样穿上了各种奇装异服走上街头，快乐地扮演着各种动画或电影中的人物。耶路撒冷市中心的餐厅、酒吧熙熙攘攘，正统犹太区的宗教人士也在喝酒聚会，欢度节日。特拉维夫的海滩上人们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享受日光浴，仿佛度假一般。17日，累计确诊病例达337例，针对人们趁着不用上班抓紧休闲娱乐或举行家庭聚会，内塔尼亚胡再次强调，公民需要重视疫情，展现出纪律性和责任心，这不是儿童游戏，而是关乎生死的大事，他再次呼吁大家要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爱就是保持距离。当晚，卫生部发布了新规，禁止非必要外出，禁止前往公园、海滩、游乐场、游泳池、图书馆、博物馆及其他公共场所，禁止举办一切公共或私人庆祝活动等等。

（图7：特拉维夫海滩晒太阳的人们）

 

22日，手机屏幕左上角上的电信公司名称显示为“StayHome”，号召大家呆在家里。23日下午，好久没出门的我决定步行去老城看看。从家里出发沿着通往老火车站的轨道一路走一路拍照，车比往常略少一些，行人却不少，跑步的、骑车的、遛狗的、带孩子的……也有像我一样散步的，偶尔有一两个戴口罩的，大家都自觉保持了距离。一个多小时后，走到了老城雅法门对面的Mamilla步行街，两边的商店全部关门，只剩橱窗里的模特顾影自怜。几名警察聚在一起聊天，都没戴口罩。到了雅法门，商铺全都关门闭户，平常川流不息的石板路上只见到2名游客，哭墙前面也只有几个人做祷告，圣墓教堂则空空荡荡，一名游客也没有。

（图8：空荡荡的圣墓教堂）

 

尽管确诊病例的数字在攀升，但以色列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大规模爆发，也没有出现“群体免疫”这种论调。我想这是由以色列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以色列处于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自建国以来发生了多次战争，这让以色列人把生命看得非常宝贵，因此在自由和生命之间，以色列必然选择生命。在中小学和大学停课而幼儿园没停课的时候，幼儿园教师抗议说这是拿他们的生命在冒险，随后政府宣布幼儿园也停课。疫情在多国发生之后，以色列包机从秘鲁接回本国公民。此外，17日政府批准开始使用数字技术追踪定位与患者有过接触的潜在感染者，确保他们居家隔离。很多人抗议说被用于反恐的技术现在用来跟踪普通百姓，侵犯了公民隐私，但是这一措施仍然得到了执行。

 

如果说中国是大政府、小社会，欧美是小政府、大社会，那么以色列则是介于两者之间。别看平时以色列人自由散漫，桀骜不驯，但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国家政府的动员能力极强，军队、警察、情报机构都能发挥作用。比如以色列国防军参与把酒店改造为方舱医生接收轻症患者。为了提高检测能力，情报机构摩萨德从世界各地秘密采购了首批10万个新冠病毒试剂盒，不料功亏一篑，里面缺少从鼻腔或咽部取样的拭子，无法使用。以色列官员将此次买错货的经历归咎于“沟通不畅”，并对摩萨德表示了感谢。